道德的思索

                                                                ——浅议张爱玲

      从50年代到70年代，所有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书，文学评论、都把张爱玲剔除在外，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张爱玲完全被历史活埋了。当时被历史活埋的作家除了张爱玲之外，还有胡适、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等。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功劳是把被历史活埋的几位现代作家从权利的重压下和意识形态的尘土中开掘出来，让他们重见天光，并把他们推向现代文学史的应有地位，从而打开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很有特色的一页。

      夏志清先生在书中以毫无保留的评论语言，高度评价张爱玲：

     第261页：《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第324页：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是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

    布鲁克斯说过：“文学处理特别的道德题材，但文学的目的却不必是传道或说骄傲。”在王德威写给此书的导言中提出中国现代小说含有一种“国族寓言式”的冲动，在当时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下，“一个不肯从众、拒为“寓言”的作者，有时反更能表达一个社会被压抑的政治潜意识。职是，张爱玲或沈从文，而非鲁迅或巴金，反而更能写出中国民族面对历史变荡时的希望与怅惘。”正因为张题材的与众不同才早就了她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以及她“苍凉”的历史及美学观。她对人无重无奈的生存情境的感喟，与彼时主流作家的史诗视野大相径庭。

    夏志清在书中强调了张的道德倾向，认为她的作品能引发读者“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为了表现道德判断，张的小说意象“强调优秀和丑恶的对比”。只是张的道德清香不想左翼作家那样直接诉诸道德说教，也不同于西方作家的“意识流”，而她所以不采用“意识流”的方法，正是她在思索“更重要的道德问题”。

    张的母亲是很了不起的，与她母亲追随五四新文化的崇高精神相反，她故意夸张了其家族贵族学院的一面，包括陈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活趣味。而夏也提及张是“以贵族的立场俯视人生琐碎。”张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王国维把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红楼梦》型。他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张的特点是《红楼梦》的特点，即超越政治，超越国民，超越历史的哲学、宇宙、文学特点。张继承《红楼梦》，不仅是集成《红楼梦》的笔触，更重要的是继承其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超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张的代表作《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等作品，表面上写的是上海等处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恋爱、婚姻等枝枝节节，但是它却揭示了“这些生活表象之下深藏在人性底层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这就是关于人的欲望，关于权利与金钱的欲望的秘密。这种欲望是左右人的命运最有活力、最客观又最难用逻辑语言说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却是可以被文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魔鬼。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与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地描写了这个魔鬼，从而表现出文学家特有的本领。

    《金锁记》的女主角曹七巧，从世俗的眼光去看，这是一个恶女人，一个可怕的女人，但是，这种道德伦理判断完全不能说明《金锁记》。事实上，七巧是个活女子，《金锁记》是一步活女子的变形记。“十年媳妇熬成婆，无婆不苛”，七巧当媳妇即没有权利的时候，内心饱受煎熬。她虽然嫁给大户人家，却是出身卖麻油的小户人家，为人妻后，丈夫又是个无能的废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底，瞧不起她。因此，她经受了多年的阶级压抑与性压抑，所有的欲望都压入心底。而一旦熬成婆取得了统治权之后，她的欲望就爆发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她。于是，她就宣泄，就放肆，就为所欲为。对那个以前私恋过而没有得手的男人（季泽），她现在把他当作网中之鱼来耍弄。她让他重新拜倒在自己的面前，然后又把把他推开。他知道能摆布这个男人的是权力和金钱，而不是她自己。在潜意识中，她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一部权力与金钱开动的及其。所谓紧缩，就是权利与金钱的图腾。

    《金锁记》完全打破了真假、善恶、是非、因果等伦理边界与道德判断，而展示这人类永恒的困境。从《金锁记》的表面上看，一切都有报应，人的自私、刻薄。家长式的统治等等，都会导致灾难性的问题，但是，这是世表象，而在表象底下，则是冥冥之中那种支配人的命运和左右这命运的不可抗拒的魔鬼——人性的欲望。

    正如夏志清在书中所说的“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人们总会感觉到这个年代的可爱与可怕，对这个年代有着及其强烈的感情。“张喜欢描写旧时上流介意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另一方面是多少有点留恋。”七巧正是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悲剧性的一身，经得住我们道德性的玩味

    七巧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与妥协余地的绝对权威与女皇。她看穿一切，特别是看穿了紧缩。世上最俗最脏的东西都在金锁里，但它却让人倾倒，让人侈靡，让人心甘情愿地变形变态。七巧是男权社会规定的一个角色。她的欲望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男权社会。“正如贾母具有中国垂帘政治的全部密码、阿Q具有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全部密码，七巧则包含着男权社会欲望、权力、金钱互动的全部密码。这一密码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人类社会，它带有超越中国近代世界世相的人性普遍性。”张是个天才，是个残酷的天才，编写了一个寓言，无情地解释这个人间世界是一张被权力与金钱所包不的丑恶的网，而人不过是一些网中挣扎的鱼和野兽，即被文明所包装又被欲望所驱使的两脚动物。这也正式张超越其他人的地方，她有着自己的道德世界，对俗世中的小人物苍凉的加以记述，形成了她自己严肃而又悲剧式的人生观。

    夏认为中国作家在他们作品最好的时候，展现一种强烈的道德警醒，这在西方作家是很少见的。但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一“感时忧国”的精神，付出代价：“这种‘姑息’的心里，慢慢变质，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而另一方面，他们目睹其他国家的抚育，养成了‘月亮是外国的圆’的天真想法。” 而张爱玲在她写作颠峰的三、四十年代却极少论及时事，以至于人们往往都视她为通俗作家。正式她突破了当时中国小说的创作局限，才能展现出个人风格和独特视野，因此落得与众不同，因而夏志清在此书的结论中才把她列为众多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

    在书中夏还说：“大部分的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和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命运。”而张爱玲对于普通人的错误弱点，她有着极大的容忍。她并没有同时期作家那种教条式的道德观念，这并不是说她道德观念弱，她从来不标榜什么主义，她深深的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地做些有事高贵的事情；这是小故事读起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们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